爱尔兰仅有三百多万人口，居住在外国的侨民却多达三千多万，这一点比起印度支那的老挝来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后者的人口四百多万，旅居邻国的同胞有两千多万。这两个国家的人民都喜好迁移，原因却不尽相同，一个被大海环绕，另一个远离大海。爱尔兰人和邻近的英国人虽然居住在欧洲的最西端，并没有成为地理大发现的先驱，或许，生活在海岛的人民更向往过安逸的日子。
有一首爱尔兰民歌曲调忧伤、凄美，歌名也非常浪漫，叫《夏日最后的玫瑰》，它与当今红极一时的U2乐队的风格相去甚远。十九世纪中叶，爱尔兰人和英国人、德国人一起组成了移居美国的第一批欧洲人的主体，尤其在纽约一带较为集中，以至于爱尔兰的国庆日————圣巴特里克节————极其罕见地成为美国的法定节日。
巴特里克是爱尔兰最主要的圣人和民族使徒，以将基督教传入爱尔兰闻名。他活跃于公元五世纪，出身在受罗马文化熏陶的不列颠家庭，16岁被爱尔兰人掳去，为奴六年，期间虔诚信教，辗转逃回不列颠，行将饿毙时再次被掳，不久终得以与家人团聚。传说巴特里克返回不列颠后，在梦中见到有人交给他一封题为《爱尔兰人的呼声》的信，仿佛听到一群爱尔兰人在请求回到他们中间。到七世纪末，巴特里克已成为传奇人物，他向不信教的人显示三叶苜蓿花，并用这种植物的三叶一柄比拟上帝的三位一体。三叶苜蓿花如今成为爱尔兰的国花，每年3月17日圣巴特里克节，居住在世界各地的爱尔兰人都在襟上佩戴此花。
正如奥地利人在音乐上的成就可以与德国人媲美，爱尔兰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也可以与英国人相提并论。斯威夫特、王尔德、萧伯纳、叶芝、乔伊斯、贝克特、希尼，这一串闪闪发光的名字犹如北斗七星辉耀在天空，而爱尔兰的人口仅有英国的十六分之一。为了出人头地，这些作家都来到伦敦或巴黎闯天下，并且使用英语或法语写作。
除了斯威夫特和尚健在的希尼以外，其余五位都客死异乡。以讽刺小说《格列佛游记》闻名的斯威夫特终日幻想着航海，与此相对应的是，他年轻时就患有梅尼埃尔氏病，一生伴随着周期性的昏眩和呕吐。晚年斯威夫特因中风失去语言能力，最后被宣布不能生活自理，他死后下葬在圣巴特里克大教堂。 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，爱尔兰文学几乎是一片空白，直到1856年秋天，奥斯卡·王尔德和萧伯纳才双双降生在都伯林，两人相差仅十七天。王尔德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尔兰才子，他是诗人、剧作家，兼写童话和小说，在伦敦社交界和艺术界以才智和浮华闻名，《笨拙》杂志乐于以他为讽刺和挖苦的对象。作为唯美主义艺术的代言人，王尔德主张“为艺术而艺术”，他后来因为同性恋入狱服刑。 有一年夏天，我在巴黎的拉雪兹公墓拜谒过王尔德，他是最受少女喜爱的作家，墓碑前摆满了鲜艳的玫瑰，又一次令我想起那首古老的名歌。这与王尔德英年早逝有关，当他在1900年患急性脑炎于巴黎去世时，萧伯纳的成名之作《凯撒和克娄巴特拉》正准备上演。萧后来多活了五十年，他留给世人的形象是一个白胡须的老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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